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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论道体育产业发展:“新物种”涌现 尝试才有机会******

  中新网北京1月12日电(记者 王昊) 11日,以“等待上场”为主题的懒熊体育•第七届体育产业嘉年华在北京举行。诸多中国体育业内人士齐聚一堂,探讨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相关话题。虽然过去几年中国体育产业受到疫情影响,但冬奥营销成为很好的范例,一些“小众项目”发展迅速,而在女性体育领域,同样不乏亮点。

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活动中,懒熊体育创始人、CEO韩牧做了“等待上场”的主题演讲。他认为,过去三年间的体育产业,一些投资行为受到疫情影响,但依旧涌现出新的增长点。“那就是众多我们称之为‘小众运动’的项目陆续出现。2021年的飞盘、滑雪,2022又出现了桨板、腰旗橄榄球、匹克球、露营的大热。” 韩牧介绍。

  他说,这些小众的项目在争夺大众项目用户的同时,彼此之间也形成了红海,优胜劣汰后开始自我进化,进而诞生了很多新的“物种”。“在过去三年,事实上体育产业一直在涌现这样的‘新物种’,虽然有些并没有活下来,但对体育产业来说,尝试才有机会。”

  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是近几年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事件,北京冬奥会的招商从2017年2月份正式启动,与比较大的赞助商签约后,形成了品牌效应,很多大企业形成了做冬奥营销、深度参与冬奥筹办的示范效应。

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北京冬奥组委赞助销售处处长王剑在嘉年华论坛上分享:“原来的规划是一边着手寻找与奥运相关或者有体育基因的大品牌,一边去寻找结合冬奥会倒计时的时间节点。但是2020年疫情之后很多事需要调整,有很多工作推倒重来,已签约的赞助商要共同去面对这些赛事筹办过程中的改变。”

  “冬奥会期间,我们做了很多赞助企业商业权益兑现的案例,挖掘、整合了各个闭环之间的商业资源。此外,我们还挖掘了一些赛场内非闭环的区域,给消费者留下一个想象空间。”王剑介绍。

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此外,在过去的2022年,女性体育有诸多亮点。中国女篮前队长邵婷在嘉年华的相关主题论坛分享了自己观察到现象。“现在的女性运动员更加自信、更加主动,她们更愿意、更希望去展现自己。”

  邵婷说,希望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影响、扩大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方式和途径。“其实对于女性运动员的关注更多是在竞技水平上面。但我们除了要去在竞技比赛中展现实力,在平时也应该去说好女性体育的故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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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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